自由本就是站不稳的状态 | 记者柴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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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021-11-23 07: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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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仅有3种职业拥有自己的行业性节日,其他两个分别是教师和护士。


即便仍有不少记者坚持着职业的良知,可是我不敢说,在今天,记者仍受到普遍的尊重。个中缘由,早已不知从何说起了。 


但是我仍然记得,曾经提起“记者”,我们会联想到的词汇:事实、真相、公正、监督,等等等等。


这些联想,可能本身就带有偏见,但更是一种期待,更是“该有的样子”。


今天,想跟大家一起回顾,2013年柴静在《看见》新书发布会上的演讲,关于报道的困境和记者的坚持。



讲述 | 柴静


有很多读者曾经留言给我,他说,为什么你说,一个人给你自由你不独立仍是奴隶?


我就想了想,我写这本书之前,曾经翻了翻我大概20岁左右时候的日记,想找点参考。但是看了一本又一本,然后发现,这段历史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


为什么?因为里头记的事,基本上没有什么事实,也没有场景,也没有描写,也没有对话,通篇都是我我我,对自己也没有什么反思跟批评。


再往下看更悲惨,我原来想,那谈恋爱的事总该记得比较清楚吧,但是,看完之后,发现当年谈过恋爱的人也记不得了。因为里面基本只有描写、情绪和结论。


比如说,看前几页的时候还在写,“啊,他是上帝让老师派给我的”,再翻几页就变成了“啊,原来他是个人渣”,都只有结论。我看的时候就在想:“柴老师,您当年是发生了什么事啊?”但是不记得了。


所以,不要说去报道一个国家,就算报道自己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因为报道所要求的准确、客观、公正、平衡,这些原则,有的时候跟人性当中一些蒙昧的本能是相抵触的。我们总是忍不住想要塑造自己,人想要去遮盖那些不利于自己的事实,人想要对他人做出评价,人们想要说,我是正确的以及为什么我是如此正确。


一个人身上发生的事件每天就是新闻,我们记录自己的同时,也在记录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新闻史,也就是我们的心灵史。


如果都以我这样的态度来报道的话,那么我们将来回首往事的时候,就像看见白茫茫大雾一片,一无所见,既看不见他人,也看不见自己,因为这里面没有生命的实质。


当年我二十三四岁到央视做新闻,就是带着这么一个思维模式来做的,所以那种困窘可想而知。那时候陈虻老骂我们。


陈虻


我记得有一次,他拿一个年轻记者的片子说事儿,当时那个片子拍得很动人,是拍有一个中学的老师,把四个智障的孩子接到自己的家里来,在家里吃,在家里住,还给他们订作业本,做得很动情。


陈虻说他很感动,但他隐隐约约觉得有点不对劲,他就把这个记者叫过来问,说:“收钱吗?”


记者说“收”。


“收多少钱?”


“一个人两三万吧。”


他算了一下,一年下来12万,扣除掉吃喝拉撒,可能还能够剩下的钱,也高于这个老师在学校的工资。


陈虻就说:“在我不知道收钱之前,订作业本这个动作让我觉得感动,我知道了之后,这个动作在我看来叫省钱。”


然后他问:“谁教给你们的,啊?请问你们有自己的思想吗?让你表达你有吗?谁教给你这个的?”


陈虻说得很对,但是,谁教给你的,这个问题我当时觉得他提得太像外宾了。


然后,我就想我小时候,我妈想让我受点文艺熏陶,也找了各种方式,比如说,让我学学音乐,因为,文艺是最感染心灵的嘛。


但我天资比较平庸,到现在,大概小提琴我会拉一个曲子是《白毛女》,二胡是跟我爸学的,会拉一个曲子叫《小白菜》,手风琴我也会,会拉《铁道游击队》,所以,就这样还叫文艺女青年啊。


这就是这个年代的一个文艺气氛,在这个气氛当中,你看,文艺最表现的本来就应该是人,但我们这个音乐当中的人,要么就是一个战斗者,要么就是一个控诉者。


所以,这个模式已经渗透在你的血液当中,你以为你很逆反,你以为你很反对这个,但是稍不留神,心灵的惯性就会驱使你成为你自己最反对的人,你怎么解除它,其实是最困难的事情。



那时候,陈虻老骂我们,审个片子,拿过来看一遍说:“你是机器人吗?”


你就拿回去改,改完了战战兢兢再拿给他看,这次他很温和,说:“嗯,你这次不是机器人了,你连人都不是,你就是个机器。”


但是靠这种严苛的责骂啊,好像也没有什么用,因为你原来这个模式就像一个拐杖一样——在思想上。你拄着它走了很多年,很长的路,习以为常,你很安全,突然你把他撤了,你自己的腿脚没那么强健,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往前走,只能瘫倒在地。


所以,陈虻后来也放弃我了,他就跟我说:“哎呀,你去吧,你这个人靠语言没什么用,不撞南墙不回头。”


他说得对,这个撞南墙,人的脑袋在这上面撞得头破血流,你才有感受,你思想的肌肉才不会那么僵化,有松动的时候,外界的东西才能够侵入你,侵入你的头脑,侵入你的心灵,击碎你的模式,摧垮你原来的概念。


所以,我为什么在这本书中,写十年来我所见到的人,因为只有人才构成了当下的我自己。


我以前不知道什么叫准确。在2003年,非典的时候,我见过4月19号人民医院的急诊室,他们当天把所有的非典病人撤离,那简直是一场逃命一样的撤离。所有的被褥都扯翻在地上,然后,椅子都已经四脚朝天,像尖叫一样。



当时的急诊科主任朱继红带着我去看这个现场,他指给我看墙上有一块小黑板,这个黑板上面写了22个名字,绝大多数的后面写着“肺炎”两个字。他跟我说,其实这都已经是非典。


他说病人不知情,来输液的人也不知情。医生知情吗?知情。可是,每个人都沤在这里头,他们连隔离服都没有。


我问他说:“你清洁区跟污染区怎么区分啊?”他就指了指这儿(心脏的位置),说“在心里区分”。我说:“那你靠什么防护?”他说“我靠精神防护”。人民医院后来有76位医护人员感染,有两位急诊科的医生殉职。


他跟我说这些的时候,脸上那种几乎是空白的木然的绝望和沉痛,是让一个年轻人理解新闻为什么要准确。因为4月19号的时候,很多媒体还在对外界说:“市民可以不戴口罩上街”,而我也曾经也对这个信息深信不疑。


我忽视过我的职责,所以我不敢再如此轻慢,因为准确二字事关着他人的性命。


我以前也不知道什么叫平等,一说到平等,就要在镜头面前故做姿态。


后来我去采访李阳的家庭暴力事件,在做完采访提纲之后,我把本子合上,我想我应该感受一下他的感受。就在闭着眼睛的10分钟里面,我发现我感受到的不是他的感受,我唤醒的是我自己少年时代的记忆。


那个中学上学的路上,被一个小混混推倒在街边,头磕在水泥沿上了,那一瞬间的感觉。我知道,最让人痛苦的不是身上的伤,或是头上的土,那种感觉,让你难受的是你对自己的憎恨,你觉得,一定是我自己身上有什么残破之处,才会招致这样的命运。



所以我就带了一束花给他的妻子,这个女人看了这束花之后,她搬出一个家庭的相册给我看,贴满了她们家这么多年来的照片,其中有一张她跟丈夫的合影旁边贴了一只玫瑰花。


这个玫瑰花已经很长时间了,是某一年结婚纪念日的时候她提醒丈夫的秘书去买回来的。就这一只花,她把所有的叶子都用塑料薄膜压得平平整整的,保存得特别好。


就是这个干枯的花瓣给我一个很深的刺激,以前我觉得人是人、我是我,但那一瞬间我觉得没有人我之分,她跟我一样,对自身完整的愿望是一样的,对幸福的憧憬也是一样的,只不过她出生在这儿她这样生活,我出生在那儿那样生活。


至于什么是平等?平等不是去悲悯或同情,平等是我和你都共同身处在相近的生活当中,你所经受的我必然经受,当我们共同在为生存而挣扎的时候,我们就是平等的。


我以前也不怎么求实,因为没有受到过严格的思维训练,而是喜欢那种四两拨千斤,弄巧卖智那种思维方法,比较华丽的水袖功夫,招人耳目。


但2007年,我采访华南虎照的时候,当时在视频当中有一个细节,那时候,周正龙穿了一个大棉袄,在地头我跟他坐着,在一块采访。


真假难辨。当天采访完之后,同事在一块,我发现我们五个人的小组有一个很剧烈的分歧,一部分人认为照片一定是假的,还有两位同事说一定是真的。


我说为什么?那个同事说:“周正龙披着大袄,背着光坐在那个漫山遍野的麦苗当中,那简直就是个老英雄啊”他说,“再说了,撒谎的人怎么敢直视镜头呢。”


这个瞬间我印象特别深,我觉得,奥,原来每个人的审美、经验、直觉都完全不一样啊,你要光靠感慨和抒发感情谁也说服不了谁,只能靠事实和因果的不断梳理。


我们也没有任何别的可以依靠的地方,两手空空,只能靠一句话:拿证据来。


就靠这一句话,你就可以从逻辑链条的最末端,一环一环向上追诉,让他枝枝相扣,自相咬合,以这样笨重的气力,即使是一个小孩子,也可以从土地当中拉出一个被深埋的庞然大物,这就是逻辑的力量,这也是求实的力量。



小的时候,看电影的时候,总喜欢问我妈说:“这人是好人、坏人啊?”长大之后也很容易有一个善恶分明、黑白两元的世界观。


做节目的时候,其实这样很痛快,大家看到好人出现,我们再加点音乐,立刻就涕泪交加,看到坏人出现的时候,咬牙切齿恨不得振臂高呼。


但是,2009年,当时我在重庆采访一个土地拍卖事件,有人向我们举报,一个叫陈坤志的人操纵土地拍卖。


我采访他的时候,他几乎是得意洋洋地承认了所有的事实,他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收了一千多万的中介费,给别人干活,这是劳动所得。然后,临出门的时候,他跟我说:“我是公安大学毕业的,我就是要玩法律。”


在这个节目播出之后,后来这个案件在调查跟审判当中,陈坤志被判处了死缓。但是我一直记得在采访中,他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说这个事件当中没有人是正义的,都别打这个旗号,都是为了利益。”


他给我提供了一些信息,我一一印证了,发现他说的是对的。当年向我们举报他的人也在诉求利益,而且也在诉求的是不正当的利益,只不过丛林法则大鱼吃小鱼。


所以,在节目当中,每一方都认为对方是黑社会,每一方都写了遗书,每一方在念遗书的时候都热泪盈眶。其实,没有一个受苦的群体的群像,只有一个一个具体的人,一个一个具体的有诉求的人。


陈坤志让我理解了什么是平衡。


平衡就是对每一方的论述都要心存警觉,只有让那些不同的论述之间相互殴斗、彼此博弈,才能够接近事实本来的面目,也才能够保证自己不成为偏见的附庸。


在刚做记者的时候我还有一个习惯,有时候采访犯了错误的人,会问他说:“那你要不要表达一下歉意呀,你有没有忏悔啊。”有领导提醒过我,但是我当时不以为错,我觉得我这也是为了社会向善向好嘛。


后来,2009年,我采访一个电击治疗网瘾的调查,这个电疗治网瘾是设立在一个医院里头,我们被允许观摩了他们的整个课程。


这个课程当中有一个非常固定的环节,就是一声令下之后,所有的学生都集体向这位医生下跪,有抱着腿的,有搂着他的,大家都仰面大声嚎哭。


我就绕着他们转了一圈,我看大部分人脸上都是脸上干干泪水全无,但声音很大。后来,我就采访了当中的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就在我面前说:“电击一点都不疼,就像蚊子叮一下,我特别愿意留在这儿。”


就在我打算结束采访的时候,我突然看到她脸上流下眼泪,我就问她:“那你为什么痛苦呢?”她说:“我不痛苦。”我说:“那你为什么流泪呢?”她说“我没有流泪。”说到这儿的时候她的眼泪已经流到了腮帮子上。


她说“我愿意留在这儿”。说完这句话,那颗泪水重重地砸在她的裤子上。


在采访的时候,我问这位医生:“他们为什么向你下跪?”他说:“因为他们感恩。”


我说:“他们有没有可能是被胁迫,或者他们是装的?”他微微一笑,说了一句话:“能装一辈子不是也很好嘛?”


就是这个人的这句话,让我从此不敢再去问别人:你要不要表达你的歉意跟忏悔。


真实的人性有无尽的可能,任何强制性的目的,哪怕是出于善的目的,也有可能会导致普遍的虚伪,所以采访才只是呈现而不是评判,是认识而不是改造。


在这本书中,我想,写下的就是这十年当中我所遇到的这些人,他们撼动我头脑当中原本固有的概念,使我处在一个惶动不安的一个状态里面。不过,卢安克就说过一句话,“自由本来就是站不稳的状态。”


其实,我所说的这些概念都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也是早已被印证过的道理,用了十年的路,我才慢慢地接近他们,写下他们有意义吗?我也不知道,但对我来说,这里面好像有一种属于我自己的心灵的自由吧。


即使是真理,我也希望通过我自己的不断犯错、不断推翻、不断重建去认识它。


生命是一个体验,体验了,时光才不会虚度,体验了,这些感受才会属于你,你因此而创建自己的生活,当你创建之后你才归属于它。


所以这些概念对我来说已经无关于职业的荣誉感,他们关乎的是这个世界当中属于人的真正的实质。不论我们走得多远都要守护这样的实质,绝不将它拱手出让。


在20岁的日记里面,看到了很多陈词滥调,只有一句话让我觉得还有一点意味。


那时候我已经是一个主持人了,有一天我在日记里面写,我说,身边的人在一块讨论,说将来我们的理想是什么?


很多人都说,我想成为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我说我的理想比这个更为高远,句号。然后,这个就完了,我还挺好奇的,到底是什么,翻过来之后,小柴当年写了一句说:“我想不断地完善自己”。



当一个人力图完善自己的时候,他将不再向外界寻求什么,也不向外界推诿什么,他将把自己的重心放在人的内部,而社会的进步也就由一个一个独立的人,试图自我完善的过程当中得来。


我的起点这么低,所以这个过程才会无限长,永无尽头。想到这一点,我觉得也就踏实了。


在一个月之前,我还把一个小孩采访中又问哭了,是因为我不理解他,我不知道,孩子有的时候不是通过语言,而是通过行为去认识生活的。


我当时非常沮丧,我一个人坐了半个小时,后来我就问陪伴这个小孩十年的德国志愿者卢安克,我说我怎么总是改不了我身上的弱点呢?卢安克说,如果那么容易的话,我们还要这么漫长的人生干什么呢?


所以认识到自己身上的弱点,也才能对他人和这个世界有一份宽谅,我们不需要与谁为敌,我们只需要解除,共同来解除我们身上的蒙昧,从这当中睁开眼来看见他人,看见自己。


我想再说一件事,这件事情我还没有跟别人说过,是关于这本书的封面,这本书的封面,是陆智昌老师选择和设计的。



当时征求我意见的时候,我说我同意,但是我同意的理由我没有告诉他们。


这张照片是2006年《新闻调查》的同事陈威,在我们在重庆开县一个叫麻柳乡的地方采访的时候拍下来的。


我喜欢这张照片,是因为这背后的故事。这个村子是开县最偏僻、最贫穷的山村之一,有700户人家,青壮年大都出外打工,留下的就是这些老人跟孩子。


当年农民的负担很重,都很穷,所以跟政府的冲突很多。有一次,冲突很强烈,结果就是双方达成一个共识,政府说,那以后你们管你们自己的事务吧。


然后,他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把这个山村的路给修起来,路特别难修,曲里拐弯,要协调很多的关系和利益。政府想修,想了五年都没有能够修成,说现在你们自己来吧。


这个照片当中有一个老人,是这个村里的生活队长,他来负责开会协调。他说,我有这么几个规矩,第一,人人都要发言;第二,不能骂人;第三,不能光说怎么不行,也得说怎么行。


说完之后大家举手表决,85%都同意了,我就把这个纸按上手印贴在祠堂的门口。但是贴完之后,说允许你睡一觉之后又反悔,五天之内允许你反悔,你就把这个榜揭下来,再召集大家重新开一次会,但有一个条件,你得来负责全村人误工的费用,免得你太任性,为所欲为。


这张纸被揭下来过五次,每次都重新开,最后的结果是还尊重原来的决议。钱花出去,路修好了,没有任何人闹事,也没有任何人上访,日子就这么平淡地过下去。


所以每次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在想,当年我们那期节目叫《麻柳的民主》,是说这里在实践中国基层民主做得最前卫的一个地方。实际上,这些老人、孩子他们很多人都不识字,根本没有听说过民主这两个字。


所以,这张照片给我的一个信念就是,我们用不着去向外来的世界刻意去学习什么模式,我们也用不着刻意地与谁为敌反对什么,我们只需要解开我们身上的束缚成为独立的人。


用我们自己最朴素的生活经验、智慧和常识,我们就能够创造和决定我们自己的生活,尽管这个生活并不完美,但是从今而后,我们将生活在自己亲手创建的世界之上。

来源:看理想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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