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想衣裳花想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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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018-07-20 08:0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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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想衣裳花想容

闲散人

 

“诗仙”李白在长安供奉翰林时,曾因唐玄宗和杨贵妃在宫中观赏牡丹花,遂奉诏作新乐章三首,在清平调词三首的第一首中,起句便是“云想衣裳花想容”,诗人把杨玉环穿的衣服比作霓裳羽衣一般,簇拥着杨妃那美丽动人的花容月貌,李白的这种借喻,既把现实世界中的杨玉环比作步下瑶台的天人,又将衣服和人的容颜关系巧妙地联想在一起,这样的交互参差,也使后人愈发重视服装的美容功能了。道光年间开埠后,上海作为中西文化的交汇中心地区,服装鞋帽行业迅速发展起来,人们的服饰衣冠在国内显得特别新潮和时髦,无论是衣料、做工、款式,都可傲视各地,如说申城衣冠甲天下,都不算过份。


晚清时期的申城以其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为是地的民众提供了远较广大内地宽松自由的消费场所,徜徉于沪上各种消费天地的人们,似乎不把口袋里的钱用光就难以获得满足。连19世纪70年代的《申报》都大声提倡“崇奢论”,并振振有辞地说:“在他处则欲俭尚易,在上海则欲俭甚难。”1这在外地人士看来,简直是匪夷所思。而沪上一波又一波的消费新潮流,刺激着消费观念的不断趋新,甚至养成了上海人特有的消费性格,即近似执著而疯狂的追赶时髦。


及至20世纪20-30年代,受到席卷全球的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上海人的消费观已加上勤俭持家的内容,对社会上那些将钱用得精光而不知量入为出者,也毫不客气地贬为“脱底棺材”。尽管如此,沪人赶时髦、出风头、摘台形的狂热劲却没有消退。如20世纪30年代《申报》所言,“不知是哪一位会翻花样的文人把英文‘现代’一词,译其音为‘摩登’,批发到中国各界的市场上,不料很快的声影吠和,竟蔚成了‘时代的狂飙’!于是我们都有了眼福,去领教:摩登大衣、摩登鞋袜、摩登木器、摩登商店、摩登按摩院、摩登建筑、摩登男女……等。这普遍化的现象是不胜指屈的,一言以蔽之:有物皆‘摩’,无事不‘登’!”2事实上,最能集中展现人们对时髦追求特征的,非衣冠服饰而莫属,沪人都烂熟于胸的就是凡外出定要记得“翻行头”,因为势利的社会多以衣妆打扮取人,“只重衣衫不重人”。为迎合人们崇尚摩登的社会需求,上海滩上相应开办出许多遐迩闻名的服装店铺,遂令上海成为“中国的时装之都”。


 

中国最早一家经营女子时装的特色商店就是1917年创设的鸿翔时装公司,坐落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该店承制的女子时装,素以选料讲究,品种繁多,款式新颖,工艺精致,并曾获得宋庆龄女士“推陈出新,妙手天成”的题词,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则赠有“国货津梁”的题词,连英国伊利莎白女王老太太这两天可牛了,对报界说给我英国不脱欧的三个理由先,似乎一下子就扭转了英国公投导向,一言九鼎的口气让人想到这哪是公投,简直就是“母投”啊)也曾向该家老字号女装店定制锦绣中国式礼服,可见其名气之响。上海颇有名气的女装店还有距今70多年的朋街服装商店、及60多年前开设的世界衬衫服饰商店(现名新世界服装总公司),前者坐落于南京东路,后者在淮海中路,均以制作女装而远近驰名。但根据“老上海”的说法,上述店家间其实还有高低档次之分,如鸿翔公司顾客盈门,但还只是沪上中产阶级妇女光顾的对象,而上海滩的豪门名流家的女眷是不会垂青于这类店铺的,因为阔太太和千金小姐所钟意的是更合乎自己身份与品位的时装店家,除了比鸿翔高级的朋街(英文名为Bond Street)外,沙逊大厦底层商场Garnett、Madum Greenhouse(中文店名为“绿屋夫人”)等几家都是衣价不菲的高级女子时装店。民国期间,上海和南京的一些达官贵人出入的重大场合,到场女宾多以穿上一袭由意大利女服装师兼店主Erlinno Garnett设计和制作的新款时装为荣,在青睐Garnett的许多主顾中,还有当时的民国第一夫人宋美龄。“绿屋夫人”的店主亦为白种女人,其店专营西式女装,还兼售女式鞋帽和各种首饰与皮包、围巾、腰带等点缀性“附件”,女顾客只要钱包鼓胀,不担心昂贵价格,完全可使自己从这“配套成龙”的店铺获得“从头到脚”的全新享受。



“绿屋夫人”如今成为美容店的招牌了,殊为可惜。

1949(己丑)年后,这两家外国女店主离沪,往日洋气十足的店铺人去楼空。只有朋街、鸿翔等店尚在,但大陆政治革命的不断深化,终使它们和沪上其它服装商店一样,基本丧失了让人美丽起来的功能,店里成衣架上挂着灰蓝色为基调的服装,在每人每月才几尺布票的特殊年代,人们的消费购物和打扮自己的欲望都受到严重的压抑,改革开放以前,普遍存在于沪上大多数家庭的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窘况,而多子女的家庭更是“老大衣新的,老二着旧的,老三穿补的”。大人小孩只有逢年过节,才会高高兴兴地穿上新衣走亲访友,平时看惯了灰扑扑服装的人们,在元旦和新春头几天,还真能从大街上、弄堂里满眼晃动着的新衣服上感受到节日的喜庆气氛。尽管如此,其时人们的新衣从款式、做工和衣料等方面均无法和30年代风行于申城的男女时装相提并论。

虽说也有不少人家箱底柜橱中珍藏着曾经属于女主人的那份美丽记忆,但在1966年“文革”初期红卫兵大破四旧的非常时期,很多过去的时装如旗袍晨服、晚服、礼服、婚礼服等,甚至是高级睡服,在革命小将抄家时,都难逃被撕毁或付之一炬的灭顶之灾;即使能躲过上门抄家的噩运,许多曾让主人出过风头的时装也不得不改头换面。本人家中就有用英国哔叽和格子呢制作的西服,都被迫改成了革命群众视觉上能够接受的中山装,衣领处仍明显地露出西服的印记,真有暴殄天物之感。另一件昂贵的高级裘皮大衣,则在上山下乡的高潮中,因两位兄长必须到吉林省插队,廉价卖给旧货商店,以解家中的燃眉之急。在当时上海人心目中,这种衣服决不可能“重见天日”,而让它们能物尽其用,似乎才是人间正道。此外,十年“文革”期间,爱美之心最为强烈的妙龄少女,有不少人穿起收腰身的女式绿军装,倒也英姿飒爽。笔者中学是华东师大一附中,班上有位有着洋气的名字叫葛莉娜的漂亮女生,早早地就被东海舰队文工团选入旗下,记得她在离开学校前曾穿着绿油油的国防绿军装(不是绿屋夫人,胜似绿装女郎)跳舞和扮演革命样板戏《海港》中的方海珍,那个俏模样,也真是十分性感火辣。如今人老珠黄,早就成为军官太太的她,始终拒绝参加中学同学的聚会,可能也是不想让自己留在众多男生心目中的美好印象遭到破坏吧。

上图是与文革时期手抄本小说《少女的心》配套的图。可怜那时的少年郎啊!



改革开放以后,女性爱美的天性已得到充分地释放,各种新潮流行的服装在上海重新露面,香港或欧洲国家的名牌也都先后驻足沪上,有的开设了专卖店,有的在大商厦中安置了专卖柜台。一些传统老店恢复旧名,以招徕顾客;另有直接兴建起来的高级时装商店,如巴黎春天、百盛广场、东方商厦、金钟广场、时代广场等,许多做工精致讲究。款式新颖气派的男女时装也在这些商场中纷纷亮相,只是光顾它们的,绝大多数是高薪的白领阶层,昂贵的价格早把一般的平民百姓吓跑了。为了烘托整座城市的美丽,上海也和北方的大连市一样,经常把国外的著名服装设计师或名模请来,并兴办上海服装节,电视媒体则尽情地渲染现场气氛,各种渠道向外界传递的是这样一个信息:大上海时髦美丽的黄金时代又来到了。




 

 



1《申报》1877228

2《申报》193325,增刊。

3可参见树:《上海的最后旧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76-80页。作者根据亲历,对这几家高级时装女店有精彩详尽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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